最近是冬至前后，北半球太阳升起的时间进入到一年中最晚的时期，我几乎每天早上都要跟两个小孩“斗法”，想办法把他们从天还没亮的环境下拉起来，去赶学校 7:20 的早餐。过程中弄得心力憔悴，不自觉地就想着，带两个娃真是不容易，要生三个四个的话，真就不知道咋整。结果没曾想，在开车去学校路上听电台时，听到一则“中国富豪赴美生 100 个小孩”的新闻，瞬间血压飙升，好家伙，普通人带两三个小孩都得费尽心机，这些人居然一生就是 100 个。

简单搜索了一下相关新闻，发现这些国内富豪远赴海外批量制造“子女”的情况并不少见。有的生四五个，有的生七八个，有的已经生了 100 多个，还有的甚至叫嚣，要一次性生 200 个打造“家族企业”。比如，广州某网络公司那个老板徐某，上个月其前女友汤某在微博爆料，说他通过代孕已经生了 300 个孩子。结果该网络公司官方微博辟谣，说并没有生 300 个，其实只有 100 多个。后来被华尔街日报报道后，可能发现不妥，又再对自己说的那句话辟谣，说生下的 100 多个里边只有 12 个是在美国代孕的。

工业化代孕下的特权阶层

看着这种新闻，再想起自己带小孩的“心酸”，真是五味杂成。这些人哪里是在生孩子？分明是在开工厂。把这类新闻放在一起看，其实很容易看清一个本质问题，这已经不是“多生孩子”，而是用资本在复制人口。

我们普通人谈生育，讨论的是“要不要二胎”“能不能养得起”“谁来带”“教育成本怎么算”。而这些人讨论的，已经是 “一批多少个”“哪个国家效率高”“法律风险怎么规避”。这两者之间，根本不是同一维度的事情。

富豪们在美国代孕的孩子，美国法院之所以觉得“不可理喻”，并不只是数量震惊，而是因为这种规模已经彻底脱离了正常家庭关系的可能性。哪怕你再有钱，一个自然人是否还能对上百个未成年子女履行真实、持续、可核查的监护责任？从法理上看，本身就高度可疑。

但更值得警惕的，不是“他生了多少个”，而是他是怎么做到的。

在中国法律明确禁止商业代孕的前提下，这些人通过跨国操作，把本应被法律严格限制的辅助生殖技术，变成了一条可规模复制的“生育流水线”。

钱，成了突破生理限制、伦理边界和法律禁区的万能通行证。

结果是什么？

这些孩子一出生，就自带国籍、税务、身份乃至未来移民的“结构性优势”；而普通家庭，即便依法合规生育一个孩子，也要从学区、户口、社保、教育资源中一点点去“抢”。想象一下，如果这些富豪动则带上百个小孩来“抢学位”，那普通人家小孩，哪里还有公平竞争的机会。

这已经不是“个人选择”，而是对社会公平的直接掠夺。

生育，本来是一项天然受限的权利。要想做一名合格的父母，就得付出时间、精力、情感、责任，自己的身体、家庭、生活都会因此被长期绑定。正因为它有天然成本，社会才默认它是相对公平的。

而当资本可以绕开这一切，不需要怀孕、不需要抚养、不需要长期陪伴，只需要支付账单，生育就从“权利”变成了“特权”。

更荒诞的是，还有人为这种行为开脱，说什么“历史上富人本来就多生”“有钱人多生对国家有好处”。

这类说法最大的问题在于：它故意忽略了一个关键前提，时代变了。

古代社会推崇的“多子多福”，更多是受限于低下生产力、生理条件、医疗条件和家庭结构，本质上是“多劳多养”，孩子是家庭劳动力和伦理共同体的一部分。而今天这种跨国商业代孕，是将生育身体拆分成生产环节，将孩子拆分成结果产品，中间没有家庭伦理，只有恶臭的金钱味道。

这不是传统的延续，而是对传统的彻底反叛。

从宏观层面看，这种行为还会制造一种极其危险的结构性后果，在总体生育率下降的同时，生育“能力”和“数量”却向极少数高净值人群集中。

人口不是简单的“多与少”，而是结构问题。当普通家庭不敢生、不愿生，而少数人却可以无限生、批量生，阶层边界只会被进一步固化，甚至“血缘化”。

放任这种趋势，本质上就是默认社会可以接受用金钱决定谁有资格大量延续血脉。

这一步一旦迈出去，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只剩下一句口号。

什么是正确的生育观

当我们讨论生育问题时，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就是“生育观”。但很多人一提生育观，就喜欢把话说得很虚，或者就是把不同历史阶段对生育的理解，搞成一个“合订本”，意图“消解”当下生育观念，发泄个人情绪。

其实，判断一个社会的生育观是否健康，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标准，就是孩子，到底是“目的”，还是“工具”。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确实讲“多子多福”，但它的前提从来不是数量，而是人伦结构。孩子不是用来炫耀家族规模的，更不是用来对冲风险、配置资产、规避税务的。“传宗接代”这四个字，核心在“传”和“接”，而不是“造”和“堆”。

孔子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反对的正是把人当作器物来制造和摆放。真正的“有后”，不是 DNA 的复制成功，而是责任、伦理和情感的自然延续。

现代法治社会，其实只是用法律语言，把这个道理说得更清楚了。

比如，《民法典》第一千零九条明确规定，与人体胚胎、基因有关的活动，不得违背伦理道德。这条规定的底层逻辑就只有一句话，人，是目的，不是手段。

所以，判断一种生育方式是否正当，不在于“技术上能不能”，而在于，孩子是否被当作独立的人来对待，在于父母是否真实承担抚养、教育和陪伴责任，在于生育行为是否服务于孩子的利益，而不是反过来。

在徐波们的“工业化生育”模式下，这几个问题，几乎都无法得到正面回答。

生上百个孩子，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绝大多数孩子，从出生那一刻起，就注定只能获得极度稀释的父爱、名义化的监护、外包式的抚养。这不是“养得起”，而是根本没打算亲自去养。

而 《未成年人保护法》 所强调的“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要求的恰恰是稳定关系、长期陪伴和可预期的成长环境。在这种批量复制的生育模式下，这一原则几乎注定无法落实。

再往下说，就是生育权平等的问题。

国家近几年鼓励生育，给补贴、给扣除、给政策，本质上是在试图降低普通家庭的合规生育成本，而不是制造新的特权通道。但当一部分人可以利用财富和跨国规则，把国内明令禁止的行为“合法外包”，结果必然是，一边是普通家庭在规则内精打细算；另一边是少数人站在规则之上无限扩张。

这会直接摧毁一个社会最基本的规则信任。

生育权一旦变成“有钱人的扩展权”，那所有遵守规则、按部就班生活的人，都会成为事实上的“被惩罚者”。

这，才是我听到这个新闻后，感到愤怒的真正来源。

为什么卖卵代孕必须被严令禁止

前几年，我在工作中曾接触过打击“卖卵代孕”的相关案件。说实话，在那个阶段，我对这种近乎“一刀切”的管理方式，并不是完全没有疑问。

原因也很现实。我身边就有一个真实存在的例子：一对夫妻，感情稳定，婚后女方却不幸被确诊为大动脉炎。这个病本身很难治愈，需要长期用药控制，而一旦怀孕，极有可能诱发严重并发症，甚至危及生命。医生给出的建议是最好不要生育。但他们夫妻俩，又确实非常想要一个孩子。当时也有人私下“出主意”，说现在国外商业代孕成熟得很，“技术上没问题”“只要钱到位就行”。但最终，这对夫妻并没有走这一步。一方面是因为公职人员身份，清楚知道这是法律红线；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们自己心里过不去人伦道德那道坎。

正是这个例子，让我后来慢慢意识到一个问题，法律对卖卵代孕采取“原则性禁止”，并不是因为立法者不懂人情，而是因为他们太清楚，一旦为“个案的同情”开口子，整个制度会被迅速击穿。

因为在现实中，法律永远无法只面对那个“最值得同情的个案”，它面对的是被资本、市场和人性同时放大的系统性后果。

也正是在参与具体案件、接触更多现实情况之后，我才真正理解，卖卵代孕之所以在中国必须被严令禁止，根本原因不在于“道德洁癖”，而在于它必然会系统性地破坏三个底层结构：人的尊严、家庭伦理，以及法律秩序本身。

第一，它直接把人变成了可交易的“生产资料”

在商业代孕模式下，卵子、子宫、胚胎、孩子，全都被拆分成可以定价、筛选、组合的“资源包”。包括卵子提供者的外貌、学历、身高，代孕母亲的年龄、身体条件，胎儿的性别、数量，甚至出生国家。

这已经不是“辅助生殖”，而是工业定制生命服务。

而 《民法典》第990条、第1003条 之所以要反复强调人格尊严和身体权，正是为了防止这种事情发生，人的身体和生命，不能被当作交易对象，更不能被当作生产工具。

现实中，卖卵女性往往需要承受高强度促排卵带来的健康风险（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等），信息不对称下的低价出售以及一次性“交易完成”后的长期健康隐患无人照顾等。所谓“自愿”，很多时候只是经济压力下的被迫选择。

而孩子，从胚胎阶段开始，就被当作“商品”，这对 《未成年人保护法》 所强调的“人格尊严”“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本身就是一种结构性否定。

第二，它会制造无法收拾的亲属关系和法律乱局

在自然生育或合法辅助生殖中，亲子关系相对清晰，谁是父母，谁负有抚养义务，谁享有继承权一目了然。哪怕是像前阵子哇哈哈宗家出现的私生子争夺财产问题，那也是有明确亲子关系在里边的。

但一旦进入商业代孕，问题会成倍暴增，卵子提供者算不算母亲？代孕母亲是否享有母亲权利？代孕母亲生的其他子女算不算兄弟姐妹？委托方反悔或破产怎么办？孩子出生在国外，适用哪国法律？等等。

虽然《民法典》第1071条规定非婚生子女也享有平等权利，但毫无疑问这种权利的基础是，能先搞清楚法律上的“父母”是谁。

这也是为什么富豪们那些孩子，连美国法院都拒绝轻易确认其亲权。不是法院“道德洁癖”，而是这种规模和模式，已经超出了任何正常监护关系可承载的范围。

一旦发生纠纷，孩子很可能成为法律真空中的牺牲品，没人能真正对其一生负责，或许最后只剩个马前卒的“社会化抚养”能解决，但毫无疑问，那种千篇一律的抚养方式，并不是大家所期望的。

第三，它会系统性地剥削妇女和幼儿

商业代孕最常见的口号是，“这是女性对自己身体的自主选择。” 但问题在于，当这种方式建立在巨大贫富差距和信息不对称之上，它就不再是自由，而是结构性剥削。

现实中的代孕产业，往往呈现出非常清晰的阶层分布，委托方通常都是富裕阶层，而卵子、子宫提供者通常都是经济弱势的女性。特别是在跨国代孕中，往往都是西方发达国家单方对发展中国家女性的剥削。在这种“产业”中，风险由谁承担，后果由谁消化，遇到纠纷时谁最容易被“消失”，都是不言自明的事。

正因为如此，早在 2001 年，国家卫生部就颁布了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 明确禁止任何形式的商业代孕。立法者非常清楚，一旦允许“有偿例外”，整个制度就会被资本迅速击穿。 像 90 年代后滥用 B超 开展胎儿性别检测，导致男女性别出生比例失衡的教训，就极为深刻。

说到底，这些富豪就是在挑战人类文明底线

把这些事情一层层拆开来看，就会发现一个共同点，富豪们真正做的，并不只是“多生孩子”，而是试图用资本，改写社会对“人”的基本理解方式。

在他们的逻辑里，生育不再是一种带有天然责任和伦理约束的行为，而是一项可以被外包、被规模化、被无限复制的工程项目，孩子不再是需要长期陪伴和投入的生命个体，而是一个个被“生产出来”的结果，女性的身体，也被拆解成可以定价、可以调用的生育资源。

这已经不是个人道德问题，而是对整个人类社会文明共识的正面冲撞。

现代社会之所以还能维持基本秩序，靠的从来不是“技术上能不能”，而是始终承认几条不可逾越的底线，人不是工具，生命不能被买卖，生育不能脱离责任而存在。 从这个层面来看，这些富豪，以及前些年南科大搞基因编辑婴儿的贺建奎，可以说是一丘之貉。

一旦这些底线被打破，社会运行逻辑就会迅速滑向丛林法则，谁有钱，谁就能配置更多生命，谁弱势，谁就更容易被卷入风险、被消耗、被替换。

这也是为什么法律必须对卖卵代孕采取原则性禁止，对这种“工业化生育”保持高度警惕。如果连“人不能被当作生产资料”这条底线都守不住，所谓公平、秩序、权利保障，都会变成空话。

富豪们跑到海外操作，看似聪明，实则危险。他们挑战的，不只是某个国家的法律，而是整个人类社会在长期历史中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伦理共识。其实看这次新闻报道就很清晰，最先发出来的就是华尔街日报，之后引发全球媒体跟进声讨。即便是在最强调“民主与自由”的西方社会，对个别因生育障碍而代孕一两个孩子尚有讨论空间，但对这种动辄批量制造上百子女的行为，也会毫不犹豫地予以否定。因为这已经不是自由的边界之争，而是任何文明社会都必须共同守住的底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