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老T在多个微信群看到一篇网友转发的学术论文，标题是“老年农民工大返乡潮的可能性与乡村再就业挑战”。文章提出，随着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二次生育高潮( 1962—1970 年) 中出生的人群逐步进入退休年龄，且其中很大比例未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特别是异地务工群体，往往到达退休年龄后，只能享受到每月 200 多元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保障。这些已经、正在或即将“永久性”返乡的人群，随着乡村生计方式的转变以及非农就业机会的减少，很多时候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对乡村社会来说也是一个从未经历过的考验。

过去30年，关于农民工返乡问题的研究总体来看不少。我在知网简单搜索发现，相关研究在 2009 年曾达到过高峰，当年有 4700 多篇文章提到农民工返乡问题，此后农民工返乡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每年都有数百篇相关研究。不过，2009 年的情况主要是受 2008 年经济危机影响，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有学者称那一次其实只能算“周期性返乡”，毕竟当年大量“返乡”人群，实际都还没有到达退休年龄，只是受经济周期影响，暂时返回农村，而随着此后大基建时代的到来，他们又纷纷去往城市工作。

到 2026 年的当下，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已经走到了人生的另一个节点，随着年龄渐长、体力下降、在城市缺乏稳定社会保障，最终不得不开始“永久回乡”。学界已经注意到这一趋势，并将其概括为“老年农民工大返乡潮”。这并不是情绪化的判断，而是由人口结构、社会保障制度和经济形势共同推动的结果。尤其是前边提到新中国第二次生育高峰的那一代农民工，正在集中进入老年阶段。

问题在于：回去之后，怎么办？

一、一道正在逼近的现实问题

想象一下，你在城市打拼了二三十年，盖起了高楼大厦，组装了无数手机，却在五十多岁时发现，城市不再需要你的体力。社保不全，养老金每月只有 240 元的标准（全国平均水平在240-250元左右），在城市租房吃饭都成问题。你会选择什么？很多人，只能收拾行李，回乡。

这个现实问题不是个案。根据最新数据，2022 年，全国 50 岁以上农民工占比已超 30%，而到 2026 年，这个群体正面临大规模返乡。经济下行、就业竞争加剧，让他们成为最先被“优化”的对象。乡村本该是退路，但如今的乡村，已非昔日模样。农业机械化了，非农机会少了，老人们回去后，常常陷入无事可做的尴尬。

为什么说这是“逼近的”？因为人口老龄化高峰已至。如果不提前布局，这股返乡潮可能引发一定隐患。就像一辆高速行驶的列车突然减速，乘客们该如何安顿？

二、为什么“返乡”几乎不可避免

对很多老年农民工来说，是否返乡，并不是一个自由选择的问题。

一方面，城市体系对老年劳动者并不友好。大量工作岗位存在明显的年龄门槛，劳动合同、社保缴纳与用工风险，都在把年长农民工推向边缘。举个例子，许多工厂招聘时明文规定“45岁以下”，超过这个年纪，只能做零工或保安，收入不稳，社保更难续上。

另一方面，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水平偏低。2026年全国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为163元/月，许多地方实际领取在240元左右。这在城市几乎无法维持基本生活，但却刚好构成“回乡生存”的最低条件。回村里，生活成本低些，自家地还能种点菜，勉强凑合。

再加上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就业竞争激烈，老年农民工往往成为最先被挤出的群体。疫情后遗症、制造业外移，让许多中老年逐渐将返乡视为现实中“唯一可行路径”。你想想，如果你在城里每月挣 2000 元，却要扣除 1000 元房租水电，剩下的够养老吗？回乡，至少还有自家屋子。

三、田地已不再是合适出路

一个容易被忽视的事实是，今天的乡村，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耕社会。

很多地方的农业高度机械化、规模化，家庭农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明显下降；土地流转之后，返乡农民即使“有地”，也未必有足够的劳动机会。过去，一家几亩地，能养活全家；现在，大型农机一小时干完一天活儿，小农户只能旁观。

与此同时，乡村的非农就业机会反而在减少。乡镇企业式微、年轻人外流、服务业规模有限，使得大量返乡的老年农民工陷入一种尴尬状态。一方面，年纪大了，体力跟不上了，农业干不动，也不需要这么多人，而且机器取代了人力；另一方面农村的非农就业岗位少，并且且更偏向年轻人。另外，即便再回城市，也缺乏稳定立足点，可以说是“进退两难”。

结果就是，返乡本是为了养老，却发现乡村经济也在转型，老路走不通了。

一个必须先说清的问题

老T在微信群中看到前边提到那篇文章时，很多人自然而然将讨论重点放在“农村养老金为什么这么低”等问题上。但说实在的，我国城乡之间、体制内外之间的养老保障水平差距，确实长期存在，且在当前阶段仍然较大。对很多农村家庭而言，“老了就该安稳养老”，并不是一种情绪化诉求，而是建立在代际互助、土地保障和家庭责任之上的传统生活逻辑。

也正因为如此，围绕老年人是否还需要参与劳动，社会上常常会出现争论。一种担忧是，如果把“再就业”说得过重，是否会被理解为对低养老金现实的回避，甚至被误读为将本应由制度承担的责任，重新转嫁给个人和家庭。

需要强调的是，讨论返乡老年人的就业路径，并不是否认提高养老保障水平的重要性，更不是主张以劳动替代社会保障。恰恰相反，正是在承认养老保障仍需持续改善、且短期内难以一步到位的现实前提下，如何为有意愿、有能力的老年人提供低风险、非强制的参与渠道，才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

换句话说，我认为当年“老年农民工返乡”问题的核心并不是“老年人该不该继续工作”，而是在养老保障尚未完全覆盖所有需求之前，是否存在一种路径，既不否定颐养天年的价值，又不给返乡老人留下“只能闲置或被边缘化”的单一选项。

四、发达国家如何面对“农村老龄化”问题

由于我国改革开放起步较晚，也是第一次在如此短时间内，面对如此大规模的老年劳动人口回流。但在历史上，一些发达国家其实也经历过类似阶段。这些发达国家在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后，并未简单地将老年人口完全排除出社会运行体系，而是通过制度设计，创造大量低强度、低门槛、非竞争性的参与岗位。

日本的“银发人力资源中心”模式，是较为典型的案例。地方政府将 60 岁以上人群组织起来，从事社区清洁、绿化维护、看护辅助、农业分拣等工作，避免重体力劳动，强调就近参与和弹性时间。欧洲部分国家则更多依托社区经济和合作社体系，让老年人参与公共服务、社区照护和小规模生产，岗位目标并非效率最大化，而是社会稳定与尊严维持。

这些经验的共同点并不在于“让老人继续工作”，而在于：一是农业现代化后，不再指望土地本身吸纳老年劳动力；二是将老年人定位为可参与、而非被动供养的社会成员；三是通过制度和技术降低参与门槛，而非将风险完全交由个人承担。

这类模式的本质，是在养老保障之外，提供一种非对抗性的社会参与机制。

五、新技术条件下返乡老年人“可参与”的现实空间

与以往不同的是，当下中国的技术环境，正在显著降低劳动与地域、体力之间的绑定程度。这为返乡老年农民工提供了一些过去并不存在的选择空间。

一类是平台化、远程化的基础性劳动，如电商客服、内容审核、信息标注和数据录入等。这类岗位培训周期短、工作节奏可控，不依赖体力，更强调责任心与稳定性，适合中老年群体参与。

第二类是围绕乡村物流、电商和公共服务形成的辅助岗位，包括分拣、打包、站点管理、政务代办和智能设备协助。这些工作依托现有体系展开，强调在地熟悉度，适合在乡镇尺度上吸纳人群。

第三类是轻资产的小规模服务与生产，如农产品初加工、生活维修、经验型咨询和社区照护。这类活动并不追求扩张，而是通过数字工具降低交易和组织成本，使其具备可持续性。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路径的意义，并不在于单个岗位收入的高低，而在于其可规模吸纳能力与参与弹性。对很多返乡老人而言，哪怕是每月数百元的补充收入，也可能显著缓解生活压力，更重要的是避免被边缘化。

六、给“回得去的人”一条可走的路

乡村作为社会“蓄水池”和“稳定器”，需主动维护而非被动等待。老年农民工返乡潮已成现实，关键不在于是否回去，而在于回去后能否体面生活。在这一过程中，提高养老保障水平仍是长期方向，而在现实转型阶段，为返乡老年人保留多样化、非强制的参与路径，同样是社会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确保老年人有家可归、有事可做、有保障兜底，方能让这代人安享晚年，也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