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关于美国社会的讨论中，一个反复被提及的现象是所谓的“斩杀线”。很多人习惯将这一问题归结为福利不足、资本冷酷或治理失灵，但如果仅从制度表层去理解，往往会忽略一个更深层的因素：法律文化本身的选择。事实上，不同社会对“失败应由谁承担”“国家是否应提前介入”的回答，并不相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回看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治理逻辑，或许能为理解美国“斩杀线”现象，提供一种被忽视的对照视角。

中国传统法律如何处理“失败者”？

“民刑不分”“诸法合一”，常被视为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重要特征。但这种概括，其实更多是一种事后归因，也就是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之后，随着民法、刑法、行政法等部门法被分化，中国近代法学在对照西方法律结构时，才逐步总结、抽象出来的。

在中国古代，欠债不还并不只是一个“民事问题”，而是被明确纳入国家治理视野的失序行为。以《唐律疏议》为例，其中对债务违约有着清晰而直接的规定：债务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清偿的，可处以笞刑或杖刑；同时，通过设立“倍息之禁”，明确限制利息总额不得超过本金，并要求担保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这意味着，国家并不只是站在债权人一侧保障交易秩序，而是试图通过刑罚威慑、利息限制和连带责任，防止债务关系演变为长期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到了明代，《大明律》在《户律》中进一步细化了这一思路，专设“违禁取利”条款，将月息上限明确为三分，并在债务执行过程中强调需为债务人保留基本生活资料，不得因清偿债务而彻底断绝其生计来源。换言之，古代中国的治理逻辑并非单纯“严刑峻法”，而是在对违约行为施加直接处罚的同时，主动介入债务关系的边界设置，以避免个体彻底坠入生存危机。所谓“父债子还”，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这种以家族为单位、提前分摊风险的制度安排。

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古代并不存在后来意义上的“斩杀线”。当个体因债务陷入困境时，国家并未选择完全退场，而是通过刑罚、行政和伦理规范的交织使用，将失败的后果压缩在一个可控范围之内。这种模式，与现代美国在严格区分民刑、拒绝国家惩罚的同时，将极端后果整体外包给社会与市场，恰好形成了一种结构性的对照。

现代中国是否真的告别了“诸法合一”？

在近代以来的法制转型中，“诸法合一”这一传统曾被系统性否定。清末修律、民国立法、新中国建立后的部门法体系建设，无不以“明确区分”“边界清晰”为目标，希望摆脱传统社会中那种“什么都能管、什么都混在一起”的治理方式。至少在形式上，现代中国已经建立起一套完整的部门法体系。

但有意思的是，如果回到日常生活语言中，我们仍然会发现一些耐人寻味的细节。比如，我们常说“你违法了”“这是违法行为”，却很少有人会追问究竟是违反了民法、刑法，还是行政法？违反的是哪一条具体法条？在大多数语境下，“违法”更像是一种总体性的否定评价，而非严格的部门法判断。

这种语言习惯，也并非偶然。它背后所保留的，正是一种延续了两千多年的法律文化直觉，即法律首先是一套维护秩序的工具，而不是一组精细切割的技术。

正因如此，现实中“民刑不分”“诸法混用”并非完全没有社会基础。尽管在学术意义上，各部门法的边界已经被切割得相当清晰，法学研究也高度专业化，学者们习惯于“各守一摊”，将民法、刑法、行政法视为彼此不可侵犯的专业领地，但在官方语境中，“行刑双向衔接”“刑民交叉”等问题，恰恰始终是被反复强调和重点研究的对象。这种现象本身就说明，现实治理逻辑并未完全按部门法的学术分工运行。

前阵子我在现场听罗翔讲课时《 当我在大学现场听罗翔老师讲课时，我在听什么 》，对这一点有非常直观的感受。像罗翔这样以刑法见长的学者，时常在授课中以“我是法盲”“大家都是法盲”自嘲，其根源并不在于个人能力不足，而在于当代法律体系的高度碎片化：大量刑法罪名的成立前提，并不直接写在刑法条文中，而是散落在行政法规、行业规范、民事规则乃至技术性标准之中。某种行为为何要入罪、何时入罪、以什么标准入罪，往往并非刑法学内部就能自洽解释清楚，而必须借助其他部门法的规定才能完成判断。也正因如此，即便是专业刑法学者，在面对具体行为时，也难免产生困惑，甚至只能在事后通过不断检索、拼接不同规范体系，才能勉强还原出“这为什么是犯罪”。

从这个角度看，所谓“部门法高度分立”，更多是一种学术理想状态。而在现实运行层面，法律依然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沿袭着一种结果导向、秩序优先的综合治理思路。这种思路，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诸法合一”的文化直觉并未彻底断裂，而只是换了一种更现代、更技术化的表达方式。

这背后反映的，其实并不是法律技术的混乱，而是一种更深层的治理逻辑：当某些民事行为被认为可能产生严重的社会后果，国家并不排斥通过处罚性手段提前介入。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美国所代表的另一条路径。

美国法律的另一种“残酷”

在美国法律传统中，部门法的区分被视为一条几乎不可逾越的红线，尤其体现在民事、行政与刑事之间。欠债不还、经营失败、个人破产，被明确排除在刑罚和行政强制体系之外。国家原则上不因民事失败而直接介入个人事务，更谈不上为失败者设计系统性的“退出机制”或“再起路径”。在法理层面，这种做法通常被解释为对个人自由、财产权与宪法边界的高度尊重。

但问题在于，国家不惩罚，并不等于国家负责。

如果将这一逻辑与中国的治理路径作对比，差异会变得更加清晰。在中国，即便个人因债务问题承受了相当严厉的司法后果，包括财产处置、强制执行、信用惩戒，甚至在特定情形下承担刑事责任，但国家仍然明确承认其“继续生活”的资格。哪怕一个人背负着几辈子也还不清的债，在履行相应的司法裁决后，仍然可以正常工作、结婚、生育、租房和基本消费，只是会被清晰、可预期地限制在一定边界之内：不得从事高消费活动、不得出入高消费场所、不得进行与其履约能力明显不相符的经济行为。

这种制度设计的核心，并不在于“宽容”，而在于控制失败的外溢范围。失败者被惩罚，但不会被从社会结构中整体剔除；后果是明确的、可承受的，也是理论上可以随时间逐步解除的。这意味着，个人即便遭遇重大失败，仍然被视为治理对象，而不是被系统性放弃的“自然淘汰者”。

反观美国，在一个高度市场化、低兜底的社会结构中，当个人跌破由现金流、信用记录、住房条件和医疗保障共同构成的“生存阈值”时，法律体系选择的并不是介入和压缩风险，而是整体退场，所谓的“个人破产制度”也被“斩杀线”打回原形。此时，个人失败的成本并未消失，而是被完全外包给市场和社会网络，而这些网络本身又高度不稳定。

这正是所谓美国“斩杀线”现象的制度根源：一旦失业、破产或信用崩塌，个人可能在极短时间内同时失去住房、医疗保障与社会连接，迅速滑向无家可归的状态。从形式上看，这并不是法律惩罚；但从现实体验看，其严厉程度不仅不低于制度化制裁，反而更加不可预测、不可逆转。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法律的“温和”，反而构成了一种更为残酷的结果导向：它拒绝承担惩罚的责任，却默许个体在失败后被结构性地清除出正常社会生活。这种残酷，并非体现在法条之中，而是体现在法律选择退场之后所留下的空白地带。

法律文化的区别本质上是风险分配的不同

如果说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防止失序”，那么美国法律文化真正坚持的，是“国家权力不应介入到何种程度”。这种坚持，在法理层面常被包装为对个人自由与宪法边界的高度尊重，但在现实运行中，却以一种极为高昂的社会代价作为交换。

所谓的“斩杀线”，正是这种制度选择的集中体现。

从结果来看，这种模式并未产生一个更高效或更有尊严的社会秩序。恰恰相反，在纽约、洛杉矶、费城等大都市中，大量长期无家可归者以近乎“行尸走肉”的状态滞留在公共空间，本身就说明这一体系在风险控制与社会整合上的系统性失败。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失败往往被西式话语所掩盖：国家并未“惩罚”任何人，因此似乎也无需为结果负责。但在现实层面，被快速剥离住房、医疗和社会关系的人，其所承受的生存打击，并不比制度化惩罚温和多少。只不过，这种惩罚不再以法律的名义出现，而是以“市场选择”“个人失败”的形式，被悄然正当化。

因此，美国的“斩杀线”问题，并不是某种不可避免的现代性代价，而是一种可以被明确评价为治理失败的制度结果。它所守住的，是所谓国家权力不越界的形式边界；而所放弃的，则是对社会整体稳定与人的最低生存尊严的实质性保障。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法律文化之间的差异，并非简单的“自由与秩序”之争，而是两种风险分配方案的高下之别：一方选择由国家提前介入，压缩极端失败的范围；另一方选择让个体独自承担系统性风险，并在失败发生后集体视而不见。至少从当代美国现实景象来看，后者很难被视为一种成功的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