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没少在各地党校、高校参加培训，由于法律职业的关系，尤其常去的是各级政法院校。但对于政法院校里的警校，这次却是第一次走进它的校门，也借机记录下这次到警校参加法治培训的独特体验。

一次阴差阳错的学习经历

这次能到警校培训，实属意外。适逢中央第二次依法治国会议召开不久，又临近12·4“宪法宣传周”，我原本只打算邀请大学老师来讲一两场法治讲座。联系时，习惯性地先找了通讯录里熟识的一位警校教授咨询。

没想到，他建议我不要“零敲碎打”，而是直接组织一个培训班到警校去脱产学习几天。更巧的是，警校与我们单位本身就有合作框架，连培训费用都可以免掉。

面对这等好事，我自然全力促成了这次培训。课程安排和外出事项基本由我设计并向警校提出需求，对方在教授调配上一一满足。至于外出参观环节，则不属于警校常规培训内容，只能我自己联系。我找到在广州工作的同学（特别感谢一位女同学的协调），顺利安排参观了其单位。

严格而精实的警校培训

警校的培训，从氛围到管理，都明显区别于一般的大学或党校。

最直观的是着装：授课教授们一律身着警服，特别是这次安排的资深教授，警服内配白衬衣，这标示着他们都是正处级以上（三级警监以上）的身份。开班仪式也与众不同，第一个环节就是全体起立唱国歌，气氛庄重肃穆，警校特色瞬间拉满。另外，培训期间每个学员胸前都要佩戴个人铭牌，与其他学校培训期间的“闲散”风格相比也很大区别。

我们所在的是警校专用于培训的校区。同期还有多个不同主题的培训班，比如和我们同在食堂就餐的就有香港警察研修班。那些警务性质的班级更为严格，不仅统一穿着警用便服，早上要出操，晚间我们也常在宿舍听到楼下集合列队的声音。

课程设置一丝不苟：每堂正课固定时长三个半小时，几乎从未提前结束。晚课也是标配。这与我在其他高校培训的经验大相径庭：他处老师常会在规定时间接近尾声时压缩内容，以便按时下课；而在警校，“拖堂”反而是常态，短短几天课程里，好几节课都延宕了接近半小时。

校园管理更是严密：学员们非特殊情况不得外出，顶多在校门口拍张打卡照就会被保安“客请”入内。作为公安系统的单位，这里的管理也依托警务支持：入住登记只需报备身份证号码，通过后台公安系统即可验证身份完成。宿舍内甚至设有公安内网接口，方便有需要的学员处理紧急公务。

风格迥异、注重实践的授课

本次培训的课程主题都比较宏观，如“四中全会解读”、“总体国家安全观”、“突发事件处置”等。然而，每位教授的授课风格却千差万别：

• 互动提问型： 有位教授习惯不断抛出问题引导大家思考。这种频繁互动的教学方式，我大约只在高中经历过。进入大学后快二十年，还是头一次重温。
• 深度解构型： 面对一些熟悉度高的主题，本担心会听到重复内容。殊不知，这位教授选择了“刨根问底”：他从课程的本质概念切入，剖析“为何是他（这个学院）来主讲？”、“课程名称的由来？”甚至“名称中每个词语的内涵边界？”。光是导语部分就深入讲解了两个多小时，成功绕开了可能雷同的信息。
• 个人经历叙事型： 课堂上每个知识点，都能被这位教授用自身丰富的经历——特别是八九十年代以来公安、法院、检察、安全、司法等单位的演变历程及政策调整——如数家珍般地阐释、佐证，效果令人印象深刻。
• 理论实践互证型： 不少警校教授本身就长期战斗在公安一线，有着深厚的实务积累，同时遵循警校特有的制度：老师们必须到地方公安机关挂职锻炼。这种“接地气”的保障，让讲授的理论不至空洞悬置，相比许多只专注于象牙塔理论的大学课堂，更具现实说服力。

紧密的课后交流

无论是日常邀请教授讲课，还是参加各类培训，坦率说，我很少遇到授课老师课后主动深入与学员交流的情况，通常只是匆匆交谈几句。

但警校这次培训迥然不同：一连几个晚上，教授们都不约而同地到学员宿舍“串门”，就课程内容乃至更宽泛的话题畅聊，每晚都延续到十一点多。这种体验，在我的培训经历中是破天荒的头一次。

这也难怪我平时遇到警校毕业生时，总发现他们与警察同仁不论相识与否，都习惯互称“师兄弟”，并能立即畅谈起警校旧事和某位老师的近况。这种源于校园、且能长期维系的紧密师生与同学情谊，恐怕是普通大学难以企及的。

外出学习见闻

除了校内课程，我还利用一个下午安排了两次校外学习：参观中共三大会址和广州仲裁委员会。

在广东生活这么多年，我才第一次踏入中共三大会址。会址规模不算宏大，毕竟当年参会的仅四十余人，原会址本是一栋两层小楼。参观过程中，我特别关注蔡和森夫妇的展陈资料。蔡和森老家距我老家直线距离仅 900 米，他们的事迹是我从小耳熟能详的本土英雄。这对夫妇同是中共三大的与会者，且在会中表现突出：蔡和森最终得票数与李大钊并列第二，当选中央局委员；其妻向警予则是与会者中唯一的女代表。

有意思的是，这个历史性会址在建国后长时间未被发现，直到70年代才由一位参会者的回忆，结合零星线索确定。遗憾的是，原建筑疑似毁于侵华日军轰炸，今址是在旁重建的。

选择参观广州仲裁委，有几个原因：一来有方便沟通的大学同学担任部门主管；二来我深感本地仲裁发展尚不充分，仲裁作用的“存在感”较弱，想带大家深入了解其运作；三来与近年广东提出的“打造三个一流平台”（一流涉外法治人才队伍、一流涉外仲裁机构、一流涉外法律服务机构）密切相关。上级有时要求报送这些平台的建设进展，其中“涉外仲裁机构”对我们来说最为陌生。此行正是补上知识空白、理解“三个一流”内涵的好机会。

收获是巨大的：仅广州仲裁委一家，年受理案件量竟高达2.5万件（包括七八百宗涉外案件），其规模已接近一个典型地级市法院一年的民商事诉讼案件量。值得一提的是，法院的“案件量统计”常含诉讼、执行、保全等各类，实际民商事诉讼案件占比通常不过半。而拥有约200名工作人员的广仲，其高效的办案机制尤其引人深思。

毋庸置疑，涉外法治仍是我国法治链条中的关键短板。类似广州仲裁委这样的机构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关于涉外法治工作的重要性，我此前文章已有论述，此处不赘）。

警校：光环背后的思考

近几年来，警校在高考录取中分数持续走高，超越一本线甚至吸引高分学子报考的新闻屡见不鲜。

其实在10年前，警校分数线还相对宽松。其“翻身”的核心在于警察招录制度的改革：以往入警主渠道是公务员统考（需笔试行测+申论，再经体测筛选）；改革后，主要名额通过警校生内部联考分配，非警校毕业生与之竞争的机会骤减。加之警校招生严格匹配公安编制需求，就业率几乎是100%。

几乎“包分配”的“铁饭碗”前景，自然使其成为高考志愿的“香饽饽”。现实中，也常见亲友送子女入读各类警校（如铁路警、司警、林警等）。

培训期间，亦有老师坦陈忧虑：警校培养确以实用技能为主，属于孟子说的“劳力（劳身）”而非“劳心（劳智）”。许多高分理工科学生入读，从“人尽其才”角度考量，颇有浪费之虞。

尤其在当下，警务工作压力巨大。对政治过硬、身体素质好、能吃苦奉献、立志从警者，这确是上佳之选；但若仅为追求“铁饭碗”而入读，则可能过于理想化，现实中，警校毕业后不适应最终转行的人并不少见。另外一些问题过于敏感，这里就不展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