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HN看到一篇标题相当直接的文章，名字就叫《We were wrong about convergence》（我们对“经济收敛”的判断错了）。内容挺有意思，讨论的是一个曾被经济学界质疑，后又被普遍接受，但如今又被现实推翻的基础理论（索洛-斯旺增长模型）：贫穷国家是否真的会比富裕国家增长得更快。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多人都以为这个问题已经有了答案。尤其是在 20 世纪末到 2010 年前后，全球数据一度显示，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增速确实快于发达国家。但最新的数据表明，这个趋势并没有持续，甚至已经出现了反转。

这背后，隐藏着一个我们习以为常、却可能从一开始就被误解的直觉。

为什么我们会天然相信“穷的地方更容易发展”

从小到大，我们被反复灌输一个看似非常合理的判断，一个地方如果穷，说明发展空间大；起点低，反而更容易跑得快。中国的发展速度，也经常被这样解释，因为原来起点低，所以后来的高速增长几乎被当成一种“必然结果”。

这个逻辑之所以容易被接受，是因为它在很多场景下都“看起来说得通”。无论是个人、企业，还是地区，一个瘦子想增肥，其增长幅度必然比胖子增肥幅度更快也更容易。

但问题在于，如果“越穷越快”是一条稳定的经济规律，那么世界上大多数贫穷国家，早就该完成赶超了。现实却恰恰相反。大量国家长期停留在低增长状态，甚至连稳定增长都做不到。

这说明，低起点本身并不会自动转化为增长动力。它既可能意味着空间，也可能意味着结构性约束。把中国的发展经验简单理解为“因为穷所以快”，其实是把结果当成了原因。

真正让理论看起来成立的，是中国这个变量

那为什么我们曾经一度认为越穷增长越快这个理论是准确的呢？答案并不复杂，因为在那段时间里，确实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变量被忽略了，这就是中国。

从 1990 年代中后期到 2010 年前后，中国进入高速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对大宗商品的需求急剧上升。铁矿石、石油、大豆、铜等商品价格被系统性推高，一批资源出口型国家因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动力。

以巴西为例，1980 年到 1995 年，巴西实际人均 GDP 的年均增长率只有 0.1%，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经济长期停滞，民间俗称“拉美化”。但在 1995 年到 2010 年之间，随着中国对大豆、铁矿和石油需求的爆发式增长，巴西人均 GDP 年均增长达到了 1.9%。很显然，这段时间里，巴西并没有完成制度跃迁或生产率革命，它只是恰好站在了中国经济扩张的外溢效应之上。

换句话说，很多发展中国家那段时间的“高速增长”，更像是被中国这个全球最大变量带动出来的结果。当中国增速放缓、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回落后，这种外部拉动消失了，增长也随之退潮。于是，原本被认为已经“被数据验证”的经济学判断，开始显得不那么牢靠。

贫富地区之间的增速变化在经济体内部也能感受到

如果把视角从全球缩小到国内，这种结构关系依然清晰。以广东为例，最近几年，深圳依然是全省最稳定、最具韧性的增长引擎之一，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实际增速，都明显高于平均水平，2025 年，深圳一个市的 GDP 增量占了广东一半。

如果把广东看成一个统一的经济体，其实可以做一个直观但并不严谨的类比：珠三角更像是城市核心区，粤东西北更像是郊区。

城市和郊区的关系，并不是单向的，而是分不同时间尺度在起作用。在一个相对市场化的环境中，当城市发展很快时，资本、人才和产业会自然向城市集中，郊区的资源被持续吸走，发展速度反而显得偏慢；而当城市发展放缓，城市自身的结构压力迅速上升，又会更多依赖郊区的土地、劳动力和财政空间来维持运转。

从运行层面看，这种关系长期处于摇摆之中，既不是城市单方面“剥夺”郊区，也不是郊区单方面“供养”城市。但如果把视角拉长到发展层面，有一点是相对确定的，郊区能否被真正带动，取决于城市是否具备持续扩张的能力。只有城市本身增长得快，新增的需求、产业和税基才有可能向外溢出；如果城市动力不足，再怎么强调均衡分配，也很难改变整体速度。

换句话说，发动机转得快，整辆车才可能提速；发动机本身动力不足，再怎么分油，也跑不起来。

深圳在广东的角色，和中国在过去二十多年里对全球的角色，其实是相似的。增长从来不是因为“更穷”，而是因为是否拥有持续制造需求、吸纳资源、形成循环的能力。

问题在于，如果现在真如 60-90 年代那般“越穷地区增长越慢”，那对于身处其中的普通人又意味着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