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裁：一种被低估的企业争议解决方式

2026-01-28

去年底在去警校培训期间，我写过一篇《在警校学习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也是在那次培训期间，我偶然联系了一位在仲裁委工作的同学，并带着培训班的部分学员，一起去她们单位参观。这是我第一次实地接触仲裁机构。

在此之前，我对仲裁的理解，基本停留在教材、法条和合同范本里，认为只是一种“写在条款末尾、但大多数人并不真正使用”的争议解决方式。但那次参观，让仲裁从抽象的制度，变成了自己脑海中一种真实存在、正在运转的纠纷处理机制。

参观结束后，我当即和那位同学约定，希望之后能为本地企业做一场仲裁宣讲活动，让更多企业真正了解、也愿意使用这种方式。最近，这场活动终于落地实施。

仲裁更适合企业争议解决

这次活动，我同时邀请了多家仲裁机构的负责人参与，面向对象主要是本地企业的法务人员和行政管理人员。从现场反馈来看，企业最关心的并不是仲裁“理论上有多好”，而是它在现实中能解决什么问题。

仲裁的优势，其实并不神秘。

高效、灵活、保密、专业、国际性，这些都是教材里反复强调的特征。但在企业视角下，它们并不是抽象标签，而是非常具体的感受：

不过具体到这次活动，企业法务问得最多的，反而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仲裁到底贵不贵？

从实际情况看，仲裁的整体成本并不一定高于诉讼。尤其是在节省时间成本、管理成本、内部协调成本之后，对企业而言反而更“划算”。特别是，我们这次邀请的一家仲裁机构，本身就是参公管理事业单位性质，他们收费则更低。

我做了个简单的图进行对比，可以看到，对于标的额在100万以下的案件，法院诉讼费通常低于仲裁费；对于标的额100万以上的案件，体制内的仲裁机构通常低于法院诉讼费，而改制后的仲裁机构则基本与法院相当。但考虑到仲裁是一裁终局，也就是一个案件只有一次性费用，而法院则可能还有二审、再审，费用可能会翻倍。

在这次活动中，有一位参会朋友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既然仲裁有这么多优点，为什么我们以前从未听说过这种方式。

原因主要在于，国内多数仲裁委员会，要么是参公事业单位，要么是事业单位体制。在这种结构下，它们的运行逻辑更接近“被动受理”，而不是“主动推广”。换句话说：这些机构没有太大生存压力。

相比之下，法院天然具备强制管辖权，哪怕你并不了解诉讼，也迟早会被“推”进司法程序；而仲裁恰恰相反，它必须被当事人事先选择。

这就导致一个结果，仲裁这种本来需要被“解释、被理解、被引导使用”的制度，长期处在一种等人来用的状态。如果仲裁机构不主动推广，几乎没人知道还有这么一种争议解决方式，或者即便知道，也不知道怎样操作，导致仲裁很容易沦为合同里的“装饰性条款”。

这次活动结束后，我对“如何推广仲裁”这件事，倒有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判断：仲裁真正的入口，不在企业，而在律师。

对于绝大多数企业来说，老板或者负责人员并不会自行设计争议解决机制。他们经营过程中使用的合同条款，尤其是争议解决条款，通常都由外部律师或常年法律顾问起草。也就是说，企业“有没有仲裁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律师是否熟悉仲裁，律师是否愿意在合同中推荐仲裁。

如果律师群体本身对仲裁陌生、排斥，或者认为“走法院更稳妥”，那么再多面向企业的宣讲，效果都会非常有限。

因此，仲裁机构真正需要做的，并不是泛泛而谈制度优势，而是深度介入律师生态，开展定向培训、做律所合作、做真实案例的复盘与反馈。

这次活动过程中，有一个点反复被提及：仲裁裁决的国际可执行性。

法院判决的域外承认和执行，在实践中一直是一个高门槛问题，程序复杂、周期漫长，而且高度依赖双边司法协助关系；而仲裁裁决，尤其是在《纽约公约》框架下，反而具备更现实、也更稳定的跨境执行可能。

对于存在跨区域、跨国交易的企业而言，这并不是“加分项”，而是风险控制层面的基础工具。

这一点放在广东的语境下尤为明显。作为外贸大省，广东的跨境交易规模长期处于高位，仅 2025 年出口总额就接近 6 万亿元人民币，体量甚至超过日本。在这样的交易密度下，一旦发生争议，单纯依赖国内法院诉讼，往往并不足以覆盖企业真正面临的风险。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仲裁并不是为了“替代法院”，而是为那些法院天然不擅长、也不适合处理的纠纷形态，提供了一条更具可行性的路径。

这次从“参观仲裁机构”到“推动宣讲活动落地”的过程，让我对仲裁有了一个更直观的认识：

仲裁并不是一个失败的制度，它只是一个被长期低估、也被低频使用的制度。

在中国当前的法律生态中，很多制度并不缺乏文本设计，真正稀缺的，是让制度自然进入商业实践、形成使用惯性的动力和机制。

仲裁未来是否会被更多企业接受，并不取决于它“有多先进”，而取决于它是否能在真实的交易、纠纷与执行过程中，被反复证明是一个值得被选择的方案。而这，恰恰是推广仲裁这件事，真正困难、也真正有价值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