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三体》读后感，并不是我现在写的一篇新博客，而是一次对昔日想法的重新打捞。这些内容，是我 2017 年2月读《三体》时，用 iPhone 备忘录一点点记下来的，原本大概有 11000 字，转写扩充后，目前大概 13000 字。

9年前，我从 iPhone 换到了安卓。那时候，身边很多人还会把“安卓”与“卡顿”“发热”“系统臃肿”这些词联系在一起。说实话，当年的国产安卓，整体体验也确实没有今天这么成熟。很多手机系统谈不上多顺滑，细节打磨也远不如现在，和 iPhone 相比，并没有形成压倒性的优势。

美国对外战争的命名一向带有价值倾向。比如，1991年的海湾战争，代号是“沙漠风暴行动”，能够对应到当地的自然地理意向；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被称为“伊拉克自由行动”，直接诉诸“自由”这一现代价值；而阿富汗战争的代号是“持久自由行动”，强调的是“持久”。

前几天，我写了一篇关于高速潮汐车道实际体验的文章。本意只是记录一次通行感受，并未打算做宏大叙事。没想到文章引发了不小的讨论，也带来了一些误解。后来，清远交警官方作出回应，解释了设置高速潮汐车道的背景与考虑。那一刻，我心里是有些暖意的。毕竟，这样的高速潮汐车道“实验”在国内尚属首次，本身就是治理层面的探索。相比制度层面的尝试，个人一次通行体验的顺畅与否，其实无关紧要。

正月初六早上，从湖南出发回广东，650 公里花了 18 个小时，算是刷新我单次开车时长和最长堵车时长记录。其中，在华常高速并线到许广高速时，为了避开许广高速常宁到临武之间上百公里的拥堵，花了 8 个小时在省道、县道、乡道行进，合计走了 250 公里。

正是这段乡间旅途，让我对衡阳以及湘南地区有了新的认识。

前天初六早上从湖南出发到广东，以往七八个小时 650 公里的路程，硬是创记录的开了 18 个小时。而此前这段路，我最长记录也只有 14 个小时。

最近，一篇来自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论文在法律圈引发轰动。作者 Eric A. Posner 与 Shivam Saran 发表了题为 《Silicon Formalism: Rules, Standards, and Judge AI》 （硅基形式主义：规则、标准和Ai裁判）的论文。论文围绕一宗好意搭乘朋友却因交通事故导致朋友人身损害的案件展开，通过在规则与标准、当事人同情度、事故发生地等变量之间进行切换，对比 GPT-5 与 61 名美国联邦法官对案件适用法律的判断结果。最终，GPT-5 在实验中达到 100% 的正确率，而 61 名法官的整体准确率仅为 52%。

最近几年，湖南官场风波不断，尤其是最近易炼红因严重违纪被查一事，再次引发了公众的广泛关注。与此同时，网络上开始流传所谓“湖南七公子”的说法，指一些湖南籍高官子女，借助父母职权或影响力，在工程、资本与资源配置中攫取巨额利益，形成隐形却高效的权力利益网络。

这个周末就要过年了，跟往年一样，我依然得按时出现在丈母娘家。

在湖南，这几乎已经成了一条默认规则：大年三十中午，女婿去丈母娘家吃饭；晚上再赶回自己家吃年夜饭。不是谁家特意强调，而是“大家都这么干”，不照做反而显得你不懂事。

最近一段时间，我常常沉迷在一些旧照片里。主要就是布里斯托大学的“中国历史摄影”项目，里边多半是晚清到民国初年的中国街巷、码头、茶馆、农舍，全是黑白影像。照片里的人衣着单薄，山坡光秃，街面上尘土飞扬，按今天的标准看，几乎谈不上什么“生活品质”。可越看，越觉得画面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安定感。